論詩的“精神共享” 劉寶華 寫詩,讀詩,愛詩屬于個人愛好。寫詩和讀詩或許是不同的個體,但詩中所要表達的東西在不同的個體中產生共鳴,詩才能達到效果。這就是詩的“精神共享”。 我們有些初學寫詩的愛好者,先前總有一個認識的模糊問題。即,總覺得自已的詩寫得很好,從某些方向看似乎不比唐詩差,嘴上雖然謙遜說不如唐詩,骨子里卻并不認為差到哪去?墒,一投稿編輯有時要改一改。而改動后又不合心意,因此認為是瞎胡鬧,沒過細領會,想當然。 真的是這樣嗎?我不排除說有時編輯看走了眼,不為奇。但畢竟是少數,多數改動是有道理的。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?這就是你的詩作不能引起編者的共鳴,不能達到精神共享的結果所造成的。 詩,如何能做到作者與讀者之間的精神共享?這個問題是一個認知的方法論問題!抖钠贰氛f到詩有不同的風格,歸納起來大約有二十四種,各種風格之間又有不同的表達方式。這里邊雖然講的是詩的各種不同的表達方式和情緒,其實也可以說詩有二十四種不同的讀者或心情。作者和讀者在心情上要合一才能引起共鳴。 我們讀唐詩,感覺都比較舒服,原因就是唐詩一般都不是主動地要求讀者接受作者的感受,而是讓讀者自我取舍。讀宋及以后的詩,總覺得是在被人教育一樣的,不太舒服。原因就是宋以后特別是南宋以后,程朱理學的興起,大家都愛講“道貌岸然”的禮和理,影響了詩風,乃至到現在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很好的解決。宋后也不乏有些好詩,但集幾代的努力也不及唐詩的井噴,不能不說程朱理學有其阻礙性。后來出了個李贄罵了一通,也不管大用。人類的表現欲總是讓人愛做出故作高深的說教,其實讀者不一定認同。也就是說,宋以后的許多詩失去了群眾基礎,因而疲軟了。 唐人有一詩成名的,且不在少數,有佚名的也留下好詩。有人說,詩的流傳與否與作者的社會影響力有關,比如官階。我也不能說全錯,但詩能流傳的根本性在群眾基礎,沒有這個基礎,詩是無法流傳的。好詩能流傳下來其實與作者的人生閱歷和天性是密切相關的,官階不是主要的。比如乾隆,一生為詩有四萬多首,你能記得幾首? 詩的群眾基礎從何處得來?這其實來源于生活,不能在書齋中造詩。這里我說的群眾基礎不能狹義地理解為“老百姓”基礎。據說趙子昂畫馬,白居易寫詩都要先掛到街上,自已躲在暗處聽路人指點。這個故事我個人認為不太靠譜,估計是后人杜撰的。群眾基礎有不同的層面,比如士大夫,官僚群體,一般老百姓等。讀者有不同的層面,那么,詩的來源和寫法也有不同的層面。詩,要為這些不同的層面服務,尋找知音。這就好比一杯調好的雞尾酒,口感香醇但各有層次也各有顏色,一杯酒的顏色是不一樣的。 說到詩的群眾基礎又不能不說到詩的起源問題。念高中時,老師說,《詩經》是勞動人民在生產和生活過程中所唱的歌曲,由文人整理后變成詩了。當時很信。后來讀《詩經》了才發現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!对娊洝分杏性S多官僚和士大夫的作品。比如曹操都抄了詩經中的“我有嘉賓,鼓瑟吹笙”句。這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能享受的生活。所以說,詩的來源并不都是老百姓自然積累起來的,有很多的不同生活層面的詩人都在努力。比較有說明點是《楚辭》系列,主要是屈原、宋玉等士大夫和官僚開宗立派,與中原文化中的《詩經》形成了一條鐵路上的兩根鐵軌。但風格完全不一樣。 總結這一小段的說法,就是說,詩有不同的來源,然后有不同的受眾和愛好者。每一個寫詩人因題材不同,可以用不同的寫法,目標只有一個:就是怎么樣去抓住讀者的心?將自我的感受與讀者讀出的味道溶為一體,詩作才算是成功。 又比如說,寫詩人有憂國憂民的情懷,你就會對杜甫的《登高》感同身受,最后悲愴到連最便宜的酒都沒有喝的了。你如果有小資情商又遭遇情傷,就會為李商隱的三首《無題》喝彩。你如果是一個有勤儉節約良好習慣的人,就會教兒孫們背《憫農》。也就是說,不同層面的人喜歡不同層面的詩。這個層面中有大量的群眾。 寫詩人還有一個問題一定要注意,那就是絕對不能自視清高。好象詩人就要跟其他人不一樣才能體現是詩人樣的。在詩人眼中,大象和螞蟻沒有什么區別,都是自然的造化。都要去熱愛它。詩人也必須溶入生活溶入人群,才能找準對象寫出好詩。 你對一個辛勤勞作的老農大聲吟誦“長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艱”,他要大聲反問“你說啥?”。你對他說“誰知盤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,他會說“對頭,對頭”。出現這個代溝是誰的錯呢?肯定不是老農而是詩人自已,搞錯了對象就引不起共鳴。也就是說,一樣的題材也可以不同的靶向推向不同的層面的群眾。這個靶向的調整取決于詩人對生活的態度和自身的閱歷。閱歷可能積累,而態度是先決條件。(續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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